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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春节，在近现代以前又称岁首、元日、元旦等，隋唐时则被称作元日、岁日，依据开元年间（713年至741年）《假宁令》元日给假7天规定，春节自唐朝开始被定为正式的法定假日，正月十五元宵灯会的传统也从此起始。发展到宋元明清，春节又有了元旦、新年之称，颇接近于当前理解的春节。其中清代的春节习俗已发展完善，人们的贺年体系，如阖家团拜、登门拜年、亲戚共贺等更趋近于当前认知的“年味儿”。

　　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清朝后，中华民国于1914年把传统农历新年更名为“春节”，但并未推行开来，近现代的农历新年仍称“元旦”。如《年谱》中记载：（1930年）1月“和朱德一起指挥红四军打破闽、粤、赣三省敌军对闽西革命根据地的第二次‘会剿’”，30日，将由闽西进入赣南的一路情景吟成一首词《如梦令•元旦》：“宁化、清流、归化，路隘林深苔滑。今日向何方，直指武夷山下。山下山下，风展红旗如画。”这首元旦颂词充分展示了红军队伍斗志昂扬的精神风貌，预示了新的革命高潮在这新春之际即将到来。词题中的“元旦”，正是农历正月初一。那么，如何界定农历和阳历两个新年呢？

　　在1949年以后，我们才把阳历1月1日称为元旦。1949年9月27日，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协商通过，为区别农历和阳历两个新年，又考虑到农历二十四节气中的“立春”恰在农历新年的前后，于是使用世界通用的公历纪元，正式确定阳历年新年在公历1月1日，农历年春节在立春前后的农历正月初一，阳历的1月1日定为新年的开始“元旦”。

　　从历代春节发展流变来看，春节的传承可谓历史悠久，颇具变化。基于华夏范围内的通行流传，春节本身即具有博大的人口基数，在中国乃至世界产生广泛影响。

　　1948年12月30日，写下题为《将革命进行到底》的新年献词，不容置疑地向世界宣告：“中国人民将要在伟大的解放战争中获得最后胜利，这一点，现在甚至我们的敌人也不怀疑了。”这篇献词鼓舞了全体人民坚持革命、争取解放的勇气，拉开了1949年新春的序幕。

　　1948年5月27日，中央五大书记在西柏坡顺利会合。自此，这片土地上一直洋溢着胜利的快乐氛围。大家欢歌于解放区土改运动的顺利开展，全国革命形势一片大好，全国解放指日可待。

　　在这种欢乐氛围下，大家决定过年时“奢侈”一次。1949年1月29日，正月初一，厨房给做了几样他最爱吃的菜，有辣子鸡、米粉肉等，还有一大瓶青岛葡萄酒，摆在了那张小八仙桌上。心系解放战争全局的从办公桌前脱出身来，坐到饭桌旁，一看都是他最爱吃的菜，谈兴更浓了，“今天是双喜临门的日子呀！你看北平那个黄旗也拔掉了，该庆祝庆祝！”大家这才知道，北平和平解放了。

　　“三年前那位蒋公胃口可大着哩，他吃掉了我们的张家口，之后又吃掉了我们的延安，还吃了我们大片大片的根据地，他吃得又肥又大，连跑都跑不动了。如今我们打胜了辽沈战役、淮海战役，又打胜了平津战役，现在该是我们大口大口地吃他们的时候了。”说罢，拉过一个饭盆往里夹菜，不一会儿就夹了大半盆子，然后把饭盆连同葡萄酒递给警卫员，让大家共同庆祝北平和平解放。

　　这个春节，充满了胜利的喜悦，对于全党和全国人民来说，这个春节更加欢乐和隆重，因为大家知道新中国快要诞生了。

　　1950年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一个春节即将来临，家家户户喜气洋洋。对于华夏儿女来说，这是数十年来的第一个太平年。历经了外敌入侵、战火摧残的中国人，都无比重视这个春节。然而，在这万众一心的时刻，却有不和谐的声音。

　　1950年2月6日，距离春节不过11天。蒋介石亲自下令，17架B-24轰炸机分4批轮番在上海轰炸，投下了70多枚重磅炸弹。一时间，大片密集的民房淹没在了火光之中，炸弹声震耳欲聋，孩子们悲惨的哭声夹杂其中。当时上海最大的杨树浦发电厂被完全炸毁，全市停电。542名无辜的平民再也看不见那年春节的焰火，800多名伤员在医院的病床上度过了这个艰难的春节。

　　蒋介石的残暴行径引起了上海人民的愤怒，他们咬牙切齿地喊出了“支援前线，，彻底消灭敌人”的口号。

　　上海的这个春节是特殊的，全国其他地区的形势也比较困难，部分地区解放战争还在继续。面对严峻的经济状况和百姓比较艰苦的生活，新生的人民政府提出了“不拜年”的号召。

　　1950年除夕，政务院副总理兼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陈云仍在工作，召集了部分部长在办公室研究财经工作。临别时，陈云对大家说：“明天就是大年初一了，我建议大家春节不要拜年了，我不给你们拜年，你们也不要给我拜年，互相之间也不要拜了。放假几天干什么呢？我建议大家待在家里，泡上一杯清茶，坐在沙发上，闭上眼睛想一想，过去这一年我们干了几件什么事情，哪些做对了，哪些做得不对或不完全对，有些什么经验教训，都要很好地总结一下。也想一想我们明年应该抓几件什么事，这些都怎么个干法？”

　　陈云对各位部长提出过春节“不拜年”的这个建议，其实颇有深意。彼时中华人民共和国面临的财政经济形势是十分严峻的。从1937年7月至1949年5月，政府的通货增发了1400多亿倍，物价上涨了85,000多亿倍。连续12年的恶性通货膨胀和物价飞涨，严重地影响着工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和人民生活的安定。面对政府留下的千疮百孔的烂摊子，需要新生的人民政府抓紧治理，尽快地建立起新的经济秩序，以期早日恢复人民正常生活。因此，陈云希望部长们利用春节几天假期，各自闭门而坐，对于过去一年来的工作，做一番静思、反思。在百废待举之际，思考重点抓什么，怎么个抓法。

　　1952年2月10日，这天正值新春时节的元宵节，却迎来了一场严肃慎重的公审大会。

　　就在当日，河北省人民法院组织的公审大贪污犯刘青山、张子善大会在保定市体育场举行，宣布对刘青山、张子善判处死刑，立即执行，并没收该二犯全部财产。不可否认，在革命战争年代，刘青山和张子善二人积极抗战，面对严刑逼供，坚贞不屈，颇有优秀员的风范。但身为领导干部，他们并没有永久地坚定信仰。全国解放后，他们居功自傲，贪图享乐，大肆贪腐浪费，丝毫不顾及党和人民利益，对党的纪律和国家法律视若无睹。经查，二人贪污克扣国家救灾粮、河工粮、飞机场建筑费、地方粮、干部家属救济粮、治河民工工资、银行贷款等国家财产。他们的卑劣行为引起了党的重视和人民的愤怒，不杀不足以平民愤。当年，通信并不发达，可保定对所属县、乡（镇）都开通了有线广播，保定地区的广大民众都听到了公审大会的消息。

　　新春，打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腐的第一枪。中华人民共和国反腐第一案拉开了我们党反腐败斗争的序幕，充分体现了我们党依法惩治腐败、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坚定决心，不仅在当时产生了极大的震慑作用，时至今日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警示意义。

　　“三年困难”时期（1959—1961），人们过春节依然很清苦，甚至连吃顿饱饭都很难实现。为了吃饱，河北一带的农村百姓拿棉被、旧衣服去山东换地瓜干。东北农民吃干菜、山区榆树皮面、橡子面，过年时也强不了多少。可即便物质匮乏，也丝毫不影响当时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，也正是因为物质匮乏，平日里粗粮糠咽难见荤腥，除夕夜难得的粉肉饺子才显得分外香甜。改革开放之前粮食曾经一度供应紧张，人们最希望的事情就是粮食大丰收。在那个时代什么都是供给制，小商小贩基本不存在了，一切都得靠粮票、肉票、布票这些几乎和货币一样重要的“票子”，就算再有钱没有粮票也是吃不上饭的。

　　“三年困难”时期过后，食材的逐渐丰富，新兴的拜年方式，各种各样的礼物，无疑是对人们一年辛劳工作的极大肯定与慰劳。那时的孩子们都盼望着过年，因为过年可以做新衣服、戴新帽子、穿新鞋子。过年了，就算再困难的家庭也要想点儿办法给自己的孩子做身新衣裳，哪怕是旧衣服翻新的也好。当城市乡村的大街小巷都被打扫得干干净净时，当家家户户贴上新春联时，当大街上吊挂起五颜六色的标语时，在这热热闹闹的景象里，人们便知道——过年了。

　　进入新时代，人民过上了远胜往昔的幸福生活，可谓“芝麻开花节节高”！伴随经济社会发展，春节的种种繁复传统习俗至今或简化，或增设新的内容。中国的年怎么变，都藏着中国人一份浓得难以化开的情，一种经年酿造的淳厚的味。年，是一种融入了文化的意境，是文化的象征。在这辞旧迎新的独特时刻，春节最能唤起千万中华儿女对于民族传统文化的归属向往，更寄托着人们亲朋团圆、除旧布新、祈福祭祖的愿景向往，展现着辛勤工作的劳动人民对美好生活的真诚期盼，凝聚着海内外华人的民族情感。